那是在2009年的4月的一天，已经卸下肩上那副重担的江老，来到了一处他曾工作过的中国联合工程公司视察。在一众老单位老同志的陪伴下，江老追忆往昔，提起了他在北京那十几年所做的工作。
只听江老说：
“……到了北京我干了十几年，也没有什么别的……如果说还有一点成绩，就是军队一律不得经商……很惭愧，就做了一点微小的工作，谢谢大家！”
话说到这儿，我们当然明白上述言语是江老的自谦之语，而与此同时，我们也不免感慨江老昔日禁止军队经商这一决策高瞻远瞩，是大魄力，是大智慧。
越南军队的生意经
要问江老为啥下定决心全面禁止军队经商，我们首先或许可以着眼于今天的越南。
在几十年前的越南战争中，河内那支在战火中磨炼的精悍空防部队，正忙于驱赶越过17°线来到首都上空的美军轰炸机。然而在今天，他们却正像商人们一样，手里拿着大把钞票忙于生意。
部队大院旁开着酒店宾馆，营房被改造成青年旅店，将军们手底下捏着好几家企业，校官名下开着十几家餐馆KTV——这就是曾号称“世界第三强军队”的越南军队今天最真实的写照。
时间回到1990年3月，伴随着戈尔巴乔夫停止了对越南每年高达10亿美元的军事援助，再加上来自北方邻国的“威胁”伴随着中越关系的转好而大为缓和。
越南政府一面将军队由120万人裁撤至57万人，另一面又摸着北方已经“允许军队经商”的中国“过河”，开始在尝试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同时，允许军队通过自己的经营“自筹”钱款。
而与此同时，大约在1992年前后，越南进行新一轮土地改革，转土地的集体所有制为“土地归国家所有”但“农民可以买卖”的特殊土地制度，而在此基础上，越南的土地完全成为一种可以被买卖租赁的生产资料。
以此为背景，越南军队很快就展开了自己的“市场经营”。他们一面将自己拥有以及租赁的大片农村和城区土地中的小部分，变换为房地产企业，一面将原本的农业用地改种为橡胶、烟草、咖啡等经济作物，创办农业综合企业。
而这样一来，越军裁军背景下需要被安排转业、复员的士兵，基本直接就在军方经营的企业中就业。
一些工程兵部队成立的工程企业里全都是工程兵，通信部队成立的电子通信企业里也都是通信兵，属实是当时世界上的一大奇景。
截止至越南政府允许军队经商的两年后，也就是1992年，拥有军方背景的越南企业出口了当时总价值3000万美元的咖啡、橡胶、煤炭，和其他一些制成品，又在全国范围内成立了300多家公司。
很明显，这股势头吓坏了当时的越南政府。
因此，在1993年9月的军队工会代表大会上，当时越南的政治局委员武鹰专门警告军队说：“我们的武装部队仍要时刻准备对付和平演变的阴谋和国外狂热势力难以预料的行动，经商绝对不是军队的第一要务。”
然而，在“乱花渐欲迷人眼”的情形之前，这样不够严肃的警告被无视。在1993年之后，越南军方的经营范围甚至还扩大了——它们开始将自己的触手向各个方向延伸，也开始寻求外国投资者。
不得不说，外国商人对越南军队这个生意伙伴的评价相当之高，按照当年一位外商的说法，越南军人做生意直来直去，会用职业化的态度处理每一件事。
或许也正因如此，越南军队一度与香港、台湾、新加坡，乃至于前不久还有着血海深仇的韩国、美国的商人，达成合作项目。就好比一家建设公司的少校经理阮庭盛所言：
“我们比较希望与美国公司组建一个合资企业，我们甚至希望美国军队回来……一切都是过去的事情了。”
毫无疑问，一支军队的首要任务当然是保家卫国，然而越南军队在经商之后很明显偏离了这个“跑道”。
此后，为了将军队扳回到原本属于它的轨道上去，2004年，越南政府提出控制军队经商的提案，但却被那时早已尾大不掉的越南军方代表一致否决。
2007年，越南共产党又直接要求越南军队停止经营行为，然而，由于越南统一之后长久以来的南北对立，军方早已形成了“南北两派”之外相对独立的第三大权力阵营。换言之，越南共产党已经没有了“党指挥枪”的现实条件。
2017年，越南再度决定“逐步停止”军队经商，结果，虽然政府把口号喊得震天响，但根据2018年的数据，拥有军方背景的产业反而增多了……
就这样，在一次又一次的无功而返之后，时间来到今天，越南军队的产业，已经覆盖了越南从电信，到运输，再到银行乃至机械制造等诸多行业，产出也一度高达越南GDP的9%。
在这样的背景下，贪腐奢侈之风也难免在越南军队中迅速蔓延，比如女军官出行挎着的包被人发现是奢侈品牌LV，海军在军舰上打枪时脚上穿着的竟然是锃光油亮的皮鞋。
与此同时，更重要的是，越南军队对经济越看重，它的战略决策就越会被金钱所滞，最终失去对经济攻势的抵抗能力，毕竟，打仗哪儿有挣钱“香”对不对？挣钱嘛，不寒战。
那时，他们将再也不是那个敢于与法军、美军作战的军队，也失去了属于自己的灵魂。
中国军队为什么不能经商
说起来，中国军队经商是从1985年正式开始的，论起时间，其实还要比越南军队经商更早。而党中央之所以放开军队经商的权限，其根源则出在1984年11月的一场中央军委会议上。
在当时中国开始改革开放的前提条件下，那场会议中，主持会议的邓公提出了军队要“受委屈”，要忍耐，要考虑国家将重心放在优先支持国民经济发展的要求。
在此基础上，原本用于军队建设的军费比例被大幅削减，而这样则必然无法支持军队的正常开支。
军费不够怎么办呢？正好，当时中国正要迎接市场经济的发展，所以为了尽量弥补军费开支所造成的紧张，容许军队经商以缓燃眉之急的政策就出台了……
毫无疑问，这是当时中国经济水平落后背景下的权宜之计，好处无疑是有的。就好比从开放军队的生产经营权开始，到1992年，军队经营的产值和收益平均以每年15%的幅度快速增加，极大地缓解了军费开支的窘境。
然而与此同时，尽管军委要求军队的生产经营要立足于种植、养殖、工矿等实业，不得从事纯商业活动，但正所谓金钱就是洪水猛兽，口子一开，利益几乎将所有人尽皆卷入。
在海陆空这解放军三大总部的牵头下，各军区，省军区，乃至于军分区也全都“下海”，把生意搞得那叫一个热火朝天。
在这样的背景下，当时间来到1993年上半年，中国国内与军队相关的经营实体已经达到了上万个，其中的从业人员甚至一度高达80余万，严重地破坏了军队的纪律与形象。
早在军队刚被特许开放生产经营权的1985年，时任国防部长的张爱萍将军就对军队经商这档子事十分反感，直接就说：“开什么公司，我看是借公肥私！”
之后，他还专门给开设了一家公司的国防科工委写了一封信，力陈军队经商的坏处，称：“军队做买卖是当年军阀国民党他们才干的事，我直说，军队热衷经商必然导致战斗力的下降，也必然导致腐败！”
不得不说，事实证明，张爱萍的反对是正确的，更是有理由的。
首先，军队经商明显分散了部队各级领导与机关的精力，相当数量应当充当队伍中坚力量的干部们不务正业，捎带着下面的士兵也无心训练，懒懒散散，极大地削弱了军队的战斗意志与战斗力。
其次，由于军队经商自带“上面有人”的特殊背景，因此，在地方总会有军队凭借自己背后的关系与民争利，搅乱国家的经济秩序不说，最重要的是影响军政军民关系。
再次，也就是我们老生常谈的一个问题，贪污腐败。
毫无疑问，中央的明眼人绝非只有张爱萍将军一个，大多数人，包括决策层在内也都明白，军队经商只应该是特殊情况下的特殊办法，弊端过大，也不可能永远这么一直维持下去。
正因如此，与反应迟缓的越南政府不同，中央在切实发觉军队经商的弊端之后，于1991年便将允许经商的范围调整到师级以上（不包括师级）。1993年，军委又将这一限制提高到军级。
只不过尽管如此，想要真正将军队经商的行为杜绝，那还要等到江老上台之后……
江老：如果说我还有一点成绩，就是军队一律不得经商……
江老正式当选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与中央军委主席是在1993年，不过早在他担任中央军委主席之前，他就在1990年接见沈阳军分区师以上干部时表示过对军队保有经营权的忧虑。
自上任以来，江老对军队经商现象进行了细致入微的调研，也正是有这些调研结果作为支撑，1998年3月，军委继续要求非作战部队不允许继续从事生产经营活动。
1998年7月22日，党中央又选择直截了当地对这一问题进行批示，批示原文如下：
“万年、浩田并军委诸同志：……现已夜深人静，最近一个时期我对群众反映的腐败现象，心里深感不安……军队必须停止一切经商活动，对军队所属单位办的各种经营性公司要立即着手清理。要雷厉风行，当然也要工作细致。”
就这样，在1998年的下半年里，彻底结束解放军一切商业活动的命令被下发，一场范围囊括了全国的打击走私活动的行动也在同一时间如火如荼地进行。
等到了同年12月底，与军队相关的企业共有2937家被移交给政府部门，其资产总额约价值804亿元，其中涉及的从业者人数高达20.9万人。
此外，还有共计3928家资质不良的企业被直接关停，资产总价值约在151亿元左右，涉及的从业者则有10.4万人。
也正是在这样的疾风骤雨中，军队的经商行为得到了最直接的限制，而中国人民解放军也因此，最终没有走上如前文中我们提到的越南军队一样的道路。
尾声
军人也是人，是人就有逐利的天性。所以，纯粹靠对一个人的教育，一个人的觉悟，去约束人的欲望是很艰难的，而根据现实来看，只要是盈利性的组织就都会变味儿，这一点很难因为个人“觉悟”而有所改变。
也好比毛主席所说：
很多同志在战场上流血牺牲眉头都不皱一下，却会在糖衣炮弹面前败得“干脆利落”。
话说到这儿，我们要明确，军队的任务是打胜仗，而不是经商，否则就是本末倒置。也正因如此，江老他明白，必须要在根本上和制度上进行彻底杜绝及严格约束军队经商这件事。
从今天去看，这无疑是一个“在危急关头挽救了人民军队”的主动，更绝非是如江老自谦所说的“一点儿微小的工作”，这是关系到党和国家命运的大事，更是江老他大智慧与大魄力的体现。